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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我站在安华的家门口。院子里码放着几百只空酒瓶子，一半埋在肮脏的雪里，全是她丈夫留下的。

    卧室三年没有人住了。大瓦房，窗户窄，焊着铁条，光进不来，要适应一会儿，才能看见裂了缝的水泥墙。绿色缎面的被子从出事后就没有动过，团成一团僵在床上。十几年间，这曾经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生活最隐秘的地方。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这里。

    她从不反抗，直到最后一次。

    她刺了他二十七刀。卷宗里说，地上、墙上全是血迹。警察说，死者死的时候还被绳子捆着，“浑身是血，血肉模糊。很多杀人案件，都是一刀致命，像这样的情况，确实不多见”。他说死者眼睛睁得很大，脸上都是“难以相信”的表情。

    风声让空屋子听上去像在尖叫。

    在“东方时空”时，我看过法学会的一份报告，各地监狱女性暴力重犯中，杀死丈夫的比例很高，有的地方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。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人——男人，死了；女人，活着的都是重罪：死缓、死缓、无期、无期、无期……

    这是我心里几年没放下的事。

    做完《双城的创伤》后，我有一个感觉，家庭是最小的社会单元，门吱呀一声关上后，在这里人们如何相待，多少决定了一个社会的基本面目。

    家庭是人类生活最亲密的部分，为什么会给彼此带来残酷的伤害？这是个很常规的问题。但爱伦堡说过：“石头就在那儿，我不仅要让人看见它，还要让人感觉到它。”

    我想感觉到人，哪怕是血肉模糊的心。

    但安华想不起杀人的瞬间了。“五年了，我也一直在想，但想不起来。”她说，四方脸上都是茫然。

    她穿着蓝白相间的囚服，一只眼睛是鱼白色，是出事前几年被丈夫用酒瓶砸的，啤酒流了一脸，“瓶子砸在眼睛上爆炸了，一下就扎进去”，眼珠子好像要掉下来了。

    她当时没有还手。

    她被打了二十年，忍了二十年。她说不知道最后怎么会动手杀人，那二十七刀是怎么砍下去的，一片空白。“我可能是疯了。”她说得很平静。她在法庭上没有为自己作任何辩护。

    村子里七百多人联名请求法院对她免于处罚，死者的母亲就住在紧挨着他们卧室的房间里，八十多岁了，为她求情：“她是没办法了，没办法了呀。”

    我问：“他打过您么？”

    老人说：“喝醉了谁也不认，一喝酒，一喝酒就拿刀，成宿地闹。”

    小豆用铁棍把丈夫打死了，打在脑袋上，就一棍，他连挡都没挡，大概根本没想到。

    她被判死缓，已服刑八年，但她始终不相信他死了。

    她有一张尖细的青白色的脸，眼睛微斜，一边说一边神经质地摇着头：“他不会死的。”

    我愣住了：“什么？”

    她说：“他还没把我杀死。我死了他才能死。我没死他怎么能死呢？所以我不相信他会死的。”

    她十五岁时嫁给他，相亲的时候，他瞪着眼睛看着她：“你嫁不嫁？”她从第一眼就害怕他：“一回到家他就好像审你似的。他不允许我跟任何男人说话，和女的说话也不行，我自己的家人都不允许，老担心别人挑唆我不跟他过。他就会对我动手。”

    “用什么打？”

    “皮带，鞋底子。不听话把你绑起来，拿皮带‘溜’。”

    皮带抽在光的皮肤上，噗的一声，她被吊着，扭着身子尽量让他打在背上，尽量不叫，怕别人听见羞耻。他从不打她的脸，打得很冷静，反正夜还长，噗，噗噗。

    结婚八年，她从来没穿过短袖衣服，不能让别人看见身上的伤，她最怕的不是打，而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来。晚上睡着睡着，脖子一冰，是他把刀子放在她脖子上，揪着她的头发往后拉，把整个脖子露出来，她只能盯着屋顶，叫不出来，不断咽着口水，等着他会不会割下来。“要不就突然给你一瓶子药，喝吧。”

    “都不为具体的事情吗？”我问。

    “他说你别管为什么，因为你长大了，你死吧。”

    她抬起恍惚的眼睛，问我：“我长大了就该死吗？”

    有一个问题，在我心里动。摄像机后面有男同事，我犹豫了一下，它还是顶上来了：“在你跟他结婚的这些年里，你们的夫妻生活是正常的吗？”

    “太痛了，我不想说。”

    “别问我这个，我心痛。”

    十几个人，回答几乎一模一样。

    跟我们一起去调查的陈敏是从加拿大回来的医学专家，说她接触的所有以暴制暴的妇女，“没有例外，每一个都有性虐待”。这种虐待最让人受不了的不是身体的伤害，燕青说：“他侮辱我。”

    我不想问细节，只问：“用很卑劣的方式吗？”

    “是。”她双眼通红。

    说到这儿，她们哭，但哭的时候没有一点声音。这种无声的哭泣，是多年婚姻生活挫磨的结果，十年之后，即使想要放声大哭，也哭不出来。

    “这些女人太笨了，弄一壶开水，趁他睡着，往他脸上一浇，往后准保好。”有人说。

    我中学的时候，学校附近有个小混混，他个子不高，看人的眼光是从底下挑上来的。每天下晚自习的时候，他都在路口等着我，披一件棉军大衣，就在那儿，路灯底下，只要看见一团绿色，我就知道，这个人在那儿。

    我只能跟同桌女生说这事。她姓安，一头短发，说她送我回家。

    “你回去。”他从灯下闪出来，对她嬉皮笑脸。

    “我要送她回家。”

    “回去。”他换了一种声音，像刀片一样。我腿都木了。

    “我要送到。”她没看他，拉着我走。

    一直送到我家的坡底下，她才转身走。大坡很长，走到头，我还能听到她远远的口哨声，她是吹给我听的。

    长大成人后，我还梦到这个人，跟他周旋，趁他坐在屋子里我跑了，还冷静地想，跑不过他，决定躲在大门的梁上，等着他追出去。他跑出来找我，眼看就要从门口冲出去了，但是，脚步忽然放慢了，我看到他站住了，就在我的下方，他的眼光慢慢从底下挑

    上来。

    他马上就要看到我了，我甚至能看到，他嘴角浮现的那一缕笑。

    我全身一震，醒了过来。一个没当过弱者的人，不会体会到这种恐惧。

    采访的十一个杀夫女犯中，只有一位没有说杀人的原因。我去她娘家。她姐把我拉到一边，迟疑再三，对我说：“你不要问了，她不会说的……她为什么要杀他？因为出事那天，他赤条条去了两个女儿的卧室。”

    “什么？”

    她姐紧紧地扯我衣服：“不要，不要出声。”回身指给我看卧室门上，深绿色的荷叶扣像是被撕开了，只剩一个螺丝挂着，悬在门框上。“这是那个人撞坏的，他把我……”她没说下去，如果不是这个伤口一样的荷叶扣，和这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脸上惨伤羞耻的表情，我很难相信这是现实。

    院子里，上百只翠绿的酒瓶子直插在深灰的脏雪里，乌黑的口森森朝上，是这个男人曾存在的证据。

    这些女人结婚大都在七十年代，没受过教育，没有技能，没有出外打工的机会，像栽在水泥之中，动弹不得。安华也求助过村书记，村里解决这件事情的方式是把她丈夫捆在树上打一顿，但回家后他会变本加厉地报复，别人不敢再介入。妇联到了五点就下班了，她只能带着孩子躲在家附近的厕所里冻一夜。

    全世界都存在难以根除的家庭暴力，没有任何婚姻制度可以承诺给人幸福，但应该有制度使人可以避免极端的不幸。

    在对家庭暴力的预防或惩戒更为成熟的国家，经验显示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家暴只要第一次发生时干预得当，之后都不再发生。警方可以对施暴者强制逮捕，紧急情况下法官可以依据单方申请发出紧急性保护令，禁止施暴者实施暴力或威胁实施暴力，禁止他们联络、跟踪、骚扰对方，不得接近对方或指定家族成员的住所、工作地点以及一切常去的地方，这些政策向施暴者传达的信号是：你的行为是社会不能容忍的。

    但直到我们采访时，在中国，一个男人仍然可以打一个女人，用刀砍她的手，用酒瓶子扎她的眼睛，用枪抵住她的后背，强暴她的姐妹，殴打她的孩子。他甚至在众人面前这样做，不会受到惩罚——只因为他是她的丈夫。

    人性里从来不会只有恶或善，但是恶得不到抑制，就会吞吃别人的恐惧长大，尖牙啃咬着他们身体里的善，和着一口一口的酒咽下去。最后一夜，“血红的眼睛”睁开，人的脸也许在背后挣扎闪了一下，没有来得及尖叫，就在黑色的漩涡里沉下去了，暴力一瞬间反噬其身。

    她们都说：“最后一天，他特别不正常。”

    小豆说：“好像那天晚上不把我杀死，他绝不罢休。”

    “你怎么感觉出来的？”

    “因为他看着表呢。”

    “这个动作怎么了？”

    “给我一种感觉就是，他在等时间。那时候我记得特清楚，四点五十，天快亮了。他说：嗯，快到五点了。他说你说吧，你自己动手还是我来动手？”

    “你那天晚上看他的眼睛了吗？”

    “我看了。他的眼睛都发直了，血红血红的，一晚上了。”

    她有过一个机会逃掉，拉开门想逃到娘家去，被他用刀抵着后背押了回来。她把心一横：“是不是我死了就算完了？”

    他说：“你姐姐、你父母、孩子，我一块儿炸了他。”

    “我当时想，我一条命还不够吗？我跟他生活了八年，还不够吗？我就顺手抄起棍子打了他。”就这一下，她都不知道自己使了多大劲儿。打完之后，小豆不知道他死了：“我说怎么出血了呢？我还擦了擦。”

    她擦完血，抬头看了看表，对倒在床上的人说：“真到点了，五点了。你睡吧，我上法院跟你离婚。”她就抱着孩子走了，后来，她是在法院门口被抓住的。

    “你这么多年来反抗过吗？”我问她。

    “没有，从来没有反抗过。这是最后一次也是第一次。”

    燕青拿起的枪是她丈夫的，他在一家煤矿当私人保镖。

    他喜欢玩枪，有次子弹没拿好，有几颗掉在地上。他捡起了一颗，上了膛，拿枪口指一指她：“我喊一二三，你捡起来。”她怀孕七八个月了，扶着肚子，半弯着，把沙发底下的子弹一粒一粒捡起来。他端着枪，对着她的背。她说：“我认为他肯定会开枪的，我觉得我马上就会听见枪响。”

    他要她生个儿子，“他说他的老板没儿子，我们钱没有他多，我们一定要有个儿子气气他。他明确地跟我说，咱们要生一个女儿就掐死她吧。我说那是畜生干的事儿。”她生了个女儿。第二天，“屋里很暗很暗，就一个小红灯泡。他说你给我五分钟的时间。他的神情很古怪”。

    “什么神情？”

    “我说不出来，我就感觉我和孩子都完了。他冲着孩子真去了。我就拽他，我拽他，他把我一下子打一边了。我看他的手冲孩子的脖子去了，我就拿起了枪，我就给了他一枪。”

    她说这种情况下，没有第二个选择。

    “你的判决结果是什么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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